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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二】

十九世紀初，英俄美法諸國屢想打開還在鎖國的日本的門户，至四十年代中國敗績於鴉片戰爭，消息傳到日本後，危機意識逐漸在日本朝野之間形成；約當一八五一年， 林則徐創編、魏源增訂的世界地理誌書海國圖志，流入日本，更刺激有識之士發大願而欲求知識於世界。先覺者吉田松陰洞識時勢，在二十至廿三歲 (一八五○至一八五三年）數年間， 遍遊九州和本州各地，考察海防並廣交天下志士，在江戶期間拜提倡東洋道德西洋藝的洋學家佐久間象山為師；前述松陰於一八五四年以身試法企圖隨美艦出洋之舉，即受象山強調擴闊視野於海外的言論所影響。

且説他因出洋失敗而繫獄，在萩城野山獄中，圖一洗同囚者十一人的頹氣，乃向他們講授孟子七篇，自此開始其畢生的講學生涯，但當時距其因安政大獄而被難斬決僅五年而已。

松陰講授孟子歷二年多，一八五六年，他將講稿和與門人的討論輯成講孟餘話一書，並説明其意旨曰：「余非解釋孟子之字句，亦非玩味其文章，而僅欲藉孟子之言，以述余一憂一樂、一喜一怒之所感耳。」^（註） 該書的中心思想，實為標榜神國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國體讑和尊王論，並對中日兩國迥異的國情嚴加辨析。松陰開宗明義，明白的批評孔孟的言行道：「以一己之主君為愚鈍並昧於道理，乃捨所生之國而去， 往他國以求見用於其君者，正如謂吾父冥頑不靈而離家，反以鄰舍之老人為父無異；孔孟二子之失於此中道義者，雖百般之申辯皆莫可成立矣。」^（註）此大抵因松陰輕孔孟之週遊列國以求仁君， 而重日本士道之事主至忠雖死不渝，恰表明其尊王論精神。

日本吸收中國文化，是理性的選擇，鮮有感情上的葛藤。一八五五年正月，松陰在野山獄中，訂定名為士規七則的武士規誡，其第一則為（原漢文）：「凡生為人，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；蓋人有五倫，而君臣父子為最大，故人之所以為人，忠孝為本。」此條論倫理， 放諸中日二國而皆準。但其第二則是（原漢文）：「凡生皇國，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，蓋皇朝萬葉一統，邦國士夫世襲祿位，人君養民以續祖業，臣民忠君以繼父志，君臣一體，忠孝一致，唯吾國為然。」 他在此再三突出日本的固有政治文化，即所謂國體，以示日出之國並非華夏體系中之附庸。他的規誡，與日後福澤諭吉的獨立自尊論遙相呼應。

(註) 據富成博著『吉田松陰』書中所引原文譯出。

【二】